一、“打开新局面”正规实盘股票配资平台
据韩振纪子女回忆，早在1940年10月黄桥战役胜利后，陈毅见到韩振纪问道：“你们打仗，有什么好经验？”韩振纪随口说道：“我们只是注意抓了武器装备的维护工作，武器好使！”陈毅听后哈哈一笑说：“老韩在这方面是内行人呢！”周围在场的人们听陈毅这么一讲，都预感到后边肯定有故事。
军事工业是当时中央要求发展的四大项重点工作之一。根据中央档案馆相关卷宗文献，1941年初，朱德、彭德怀几次就发展我军军事工业发出电报指示。4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兵工建设的指示》，要求各根据地进一步加强军工生产。
新四军军工的基础薄弱，在黄桥战役前，刘少奇（皖南事变后，刘少奇公开担任新四军政委，就不称胡服了。）就有相关考虑，准备成立一个有规模、实行统一领导的军工部。
韩振纪是直隶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4年毕业，在红军干部中属于凤毛麟角式的人物，由他来担当这项工作比较适合。韩振纪奉命赶到军部后，陈毅代军长转达了少奇的指示，由他任新四军军工部部长兼政委，牵头组建、领导军事工业。陈毅代军长还说：“让你当军工部长是白手起家，打开新局面！”“打开新局面”这5个字很对韩振纪的脾气，因此，当这个军工部长，他在意外的同时还是很有信心的，搞这项工作符合他少年时工业救国的志向，于是十分高兴地接受了这项任命。
《韩振纪历史思想自传》表格中填写：
1941年春 新四军军工部部长兼政委 主要证明人 赖传珠
党内职务 军直党委委员
这一时期，新四军军部除司令部、政治部以外，下面还设有供给部（原为司令部军需处），部长宋裕和，副部长叶进明；卫生部（原为司令部军医处），部长沈其震，副部长戴济民、崔义田，顾问罗生特(犹太人，生于当时尚属于奥匈帝国领土的乌克兰利沃夫，是奥地利泌尿科医学博士，1941年3月到盐城)；“抗大”5分校，校长陈毅（兼），副校长赖传珠（兼）。后来，供给部、卫生部曾合并为供卫部。军工部与上述几个部都是军直属部门。据孙象涵、李仲麟、王新民、田汝孚、吴运铎的回忆文章：
皖南事变以后，军部决定组建新四军的军工部，以便集中精力进行较大规模的军工生产。经过筹备，军部军工部于1941年1月在盐城县冈门镇宣告成立。韩振纪任部长，吴师孟、孙象涵任副部长。
（《后勤工作回忆史料》：《新四军的军工生产》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
上文说新四军军工部成立时间为1941年1月，《赖传珠将军日记》摘录：
1月20日，宋(裕和)、张(凯)、韩(振纪)来谈工作及组织问题。
2月13日，韩部长来此谈问题。
据此，新四军军工部正式成立及韩振纪任该部部长的时间应为1941年1月底。
军工部刚成立，韩振纪便请军部下令陆续把下边的一些军工单位调来集中，计有：皖南原新四军军部修械所；原新四军第2支队后归苏北指挥部供给部的修械所；原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3纵队在曹甸战斗中缴获的顽军修械所，工人50余名，发动机1台，车床1台，镗床1台；原八路军第5纵队1支队（后改为3师7旅）解放阜宁县东坎镇时收编顽军的修械所。这个修械所有技术工人近百名，有车、刨床4台，八匹马力柴油机1台，虎钳20余台，大小熔铁炉各1套，生产手榴弹，修理枪械，年产能力手榴弹五六万颗；新四军第1师供给部在江苏省东台县角斜镇成立的修械所，这个所在业务上也归新四军军工部领导。后来，又有起义顽军的手榴弹厂等厂（所）被并入军工部。
新四军军工部成立时驻在盐城冈门镇，韩振纪把兵工厂所有的大小机床、原料、器材及技术工人，集中起来统一领导，统一指挥。从此，新四军的军工事业进入一个规模化的新阶段。
吴师孟，1927年秋收起义时参加红军，原为新四军第1支队军需主任，皖南事变中突出重围到达江北，由军供给部调来任军工部副部长。孙象涵，教过书，懂机器制造设计，曾任八路军第5纵队3支队副司令员；李友生，原皖南军部修械所所长，调任军工部机关党总支书记（一说军工部政治部主任）；吴容，负责人事工作。军工部机关设立3个科：工务科，程望（同济大学肄业）任科长，他是1941年春节前由新四军2师调来的（见程望：《对1师军工部的回忆》）；田汝孚（原3师7旅修械所修械所所长）任副科长。工务科辖一个专门研究火药和雷汞制造的研究室；材料科，喻松岳（自军供给部调来）任科长，成登明任副科长。材料科还管理着一座化铜炉，制造子弹壳、炮弹壳的材料；总务科，戴剑溪（由新四军2师调来）任科长。
二、边生产、边打仗、边转移
军工部的工作，由赖传珠参谋长具体领导，在紧张的战事之中，韩振纪及时向他汇报、请示，两人之间的工作联系越来越多。
韩振纪领导新四军军工部，在冈门镇南寺大庙里迅速建立起迫击炮弹厂和修械厂，在盐城西郊建立了手榴弹厂，主要任务是制造地雷、手榴弹、翻造枪弹、修理枪械，研制内装黄色炸药的八二迫击炮弹等。
到了1941年3月，军工部成立一个月后，韩振纪领导的军工部就扩大为7个工厂：第一厂为机械加工厂；第二厂造手榴弹；第三厂造子弹；第四厂为铸造厂；第五厂为零件厂；第六厂为木工厂，做箱子及手榴弹木柄；第七厂是修械厂。这7个厂的负责同志有焦立德、管墨林、房林、杨松先、朱培荣、吴大贵、王天华、邹奎胜、郭浩然、朱遵三、庄大铭等。（以上内容摘自孙象涵、李仲麟、王新民、田汝孚、吴运铎的回忆文章《新四军的军工生产》）
军工部是生产单位，同时也是战斗单位。日军经常派出武装汽艇，在水网地带横冲直撞，到处寻找我军工部的行踪。军工部曾3次遭日军袭击，两次遭飞机轰炸，环境极为艰难。韩振纪领导军工部各单位，既要组建兵工厂，坚持生产，还要应对敌人袭击，随时准备打仗、转移。军工部所有同志冒着生命危险，生产出大批武器弹药供新四军将士杀敌。
新四军军工部得到了苏北盐城一带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军工厂的人员，除一部分技术工人来自敌占区之外，大部分是当地群众自愿参加的。军工部经常移动，所使用的厂房、车间，也都是老百姓提供的牲口棚、住房或场院。各厂虽然自有一些工具，但碾子、大铁锤、筛网等都是向老百姓临时借用的。在日伪“扫荡”时，有些伤病员及妇幼来不及转移，就在老百姓的帮助下分散隐蔽在各村里。
孙象涵、李仲麟、王新民、田汝孚、吴运铎的回忆文章中也讲了新四军军工部第一次转移的情形﹕
军工部成立不久，日本飞机轰炸冈门镇，军工部便迁往盐城以东的大佑棉垦三区继续组织军工生产。驻盐城南洋岸的3师7旅修械所遭日军飞机轰炸后，也迁往大佑三区，并入军工部。
《赖传珠将军日记》摘录：
3月1日，叮嘱后方工作部署及兵工厂造子弹法。
3月22日，大雨，终日未止。早晨去抗大参观试射迫击炮及山炮，射手很好。去电指示军工部及宋（裕和）部长解决炮弹问题。据悉，各方敌人均已撤退。现苏北敌不到600人。
3月23日，布置军工部的警戒任务。
新四军的装备简陋，武器弹药奇缺，为尽快让前线得到武器弹药补充，韩振纪不墨守成规，决心打破修修补补的现状，大刀阔斧地搞起来。3月29日，他向赖传珠参谋长作了汇报，两人经过研究，决定扩大工厂的生产规模。
要扩大生产规模就必须有一批兵工方面的技术人才，那时，抗日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从大城市请人很难，韩振纪决定在自己队伍中培养，在实际工作中学习、锻炼。吴运铎回忆：
军工部长韩振纪找我谈话，他说：我军作战的武器主要是步枪和手榴弹，没有子弹是不能作战的，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子弹厂。我知道你没造过子弹，但我们军工部谁也没干过这行当。为了尽快掌握生产子弹的技术，决定让你去组建一个研究所，也就是实验工厂。
（曹晋杰：《“中国保尔”吴运铎的故事》《福建党史月刊》 2004年第4期）
吴运铎原是皖南军部修械所车间主任，他调来军工部后，按照韩振纪的指示，带着一些工人和家属，组成了实验工厂，对外名称是第3分队，他担任政治指导员兼工务主任，后又调来朱遵三负责全面工作。
三、丰富的化学知识让外国友人吃惊
那时条件太差，新四军军工部的兵工厂不可能制造新弹壳，只能搞复装子弹，就是到各处收集旧子弹壳，然后填火药、嵌入子弹头，加工成新的子弹。复装子弹，火药的来源是个大问题，为迅速开展工作，完成生产任务，韩振纪亲自上阵，带领大家研究，攻克技术难关，自己生产火药。
韩振纪对军工生产的要求一丝不苟，经常到各厂的车间里去，随手拿起产品仔细查看，或者亲自参与做火药爆炸试验，如果被他发现产品不合格，便立即命令返工，毫不含糊。
当时，在新四军工作的国际友人德国记者汉斯·希伯（出生于原奥匈帝国，现为波兰）和奥地利医生罗生特对新四军的军工厂很感兴趣，韩振纪就陪同他们参观，并亲自为他们讲解炸药的制作，由基本原理介绍到如何使用简陋工具进行安全的生产都进行详细介绍。韩振纪的化学知识如此丰富，工人掌握技术速度之快，令两位外国友人都感到吃惊，他们对军工部的工作连连称赞。
军工生产需要大量的铜、铁、焦炭、油料、木料、化工品等，这些物资多数是被日军控制、禁运的。韩振纪动员各部门多方寻找原材料，他还向刘少奇提出，设法通过宋庆龄和国际友人援助解决原材料。希伯的夫人路过盐城去上海，刘少奇找她谈话，特地委托她通过国际关系为军工部解决了一批无烟火药。后来，韩振纪又多次奉命参加“涉外”活动，并处理与外国人有关的事件，有老同志说他与军事外交工作很早就有缘分。
赖传珠、宋裕和、韩振纪研究，决定由供给部副部长叶进明、军工部副部长吴师孟进入被日伪统治的上海，办了一个“振兴贸易公司”，在此掩护下，这些同志冒着生命危险采购大批被日军禁运的军需、卫生、军工原材料、机器工具及配件等物资，通过秘密渠道运回华中抗日根据地。这个公司实际上是一处重要的地下兵站。宋裕和，1926年参加革命，曾在红4军“古田会议”上当选为前委委员，是一位相当严肃认真又有能力的老资格后勤领导干部。
上海地下党组织给予新四军军工大力支持。例如王纪华（又名王文清），1936年初经胡乔木、王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与沙千里、李少甫及共产党员雍文涛、顾准等同为职业界救国会的骨干成员，后职业界救国会改为职业界救亡协会(职协)，他担任党团书记。王纪华当时的公开身份是沪三五钟表厂经理，他利用业务关系为新四军采购、运输军工器材，做了许多贡献。敌人怀疑该厂采购原料与实际使用不符（一说被叛徒出卖），王纪华因而被捕，在日本宪兵队经受老虎凳等各种酷刑折磨，坚不吐实。由于他多年搞统战工作，社会关系较广，经多方营救出狱。新中国成立后，王纪华在新闻出版战线上工作，并担任民建中央常委等职务。
那时，军部首长对兵工生产抓得很紧，《赖传珠将军日记》中有多处记述：
4月18日，飞来敌机2架轰炸冈门及大冈。饭后孙湘（注：赖传珠夫人）已来我处，后到供给部裁衣，碰到韩(振纪)部长已到达。晚上听韩(振纪)对军工部工作报告。
4月19日，晴。上午发生警报，躲飞机。谈后到隐蔽的地方开会，开会讨论军工部工作至午。抽调干部充实军工部。试射仿造子弹及手榴弹，效能一般可以。
中央军委对各大区的兵工建设非常重视，据文献记载，仅于1941年就有3次全面的指示。1941年4月23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兵工建设的指示》：
（一）在与日寇战斗中，枪械弹药之缴获较少，而国民党不会再发弹药。因此我各根据地，对兵工建设应有正确的原则与注意。
（二）在山地抗日根据地上，应设立中等后方（在内战时只应有小后方，修理枪械，反对大后方主义），即是说因为弹药无来源，必须自行翻造，但过大的后方，对我根据地之坚持是不利的，在平原上只能建立很小的、分散的、秘密的后方。
（三）兵工建设应以弹药为主，枪械为副，在现在条件下，我兵工建设只能充实我军技术装备，即补充弹药（步机枪弹与大量制造手榴弹），改善枪械。希望我兵工建设把我军技术装备水平提高一步是不可能的。假若把我兵工厂弄得过分庞大，这对战争是不利的，也是不可能的。但弹药无来源，如不翻造步机[枪]弹与大量制造手榴弹，则无补充。因此对兵工建设特别是弹药厂的建设的消极也是错误的。
（四）在兵工建设上，应注意收集专家，给以负责工作，如厂长、所长等。依延安经验，应以新来的精通技术的干部为厂长，不设政委，另以老干部二人为副厂长，对技术工作不加干涉，也不负责监督技术的责任，而只进行行政与政治工作，收效很大。
（《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第4卷第7～8页，兵器工业出版社1993年版
《赖传珠将军日记》摘录：
5月5日，今日是马克思生日。早晨韩(振纪)部长来谈军工部移动问题。
5月8日，韩(振纪）部长看房子已回来了。
5月15日，敌人进攻黄河两岸甚烈，韩(振纪）部长来谈一些问题。
5月16日；下午开会，小姚(饶漱石)报告很精彩，完全与国际路线一样。邓(逸凡)、韩(振纪)在此吃晚饭。发现财经部有内奸5人。
1941年5月20日，东南局与中原局正式合并组成中共中央华中局，驻地盐城。刘少奇为书记，饶漱石为副书记。8月，邓子恢到4师任政委兼淮北区党委书记，饶漱石代理新四军政治部主任。5月22日，刘少奇、陈毅通令中央军委华中军分会组成，根据中共中央电令，以刘少奇为书记，刘少奇、陈毅、张云逸、邓子恢、赖传珠为委员。
《赖传珠将军日记》摘录：
5月20日，吃饭后韩（振纪）部长来此谈问题后回去，我送其子弹10粒、衣1件。因我的马比他的强些，故未换。
孙象涵、李仲麟、王新民、田汝孚、吴运铎的回忆文章中介绍：
不久，日军又轰炸大佑棉垦三区，军工部奉命于5月间迁往盐城西小阜庄一带。
这里说的是军工部第二次转移的情况，军工部先是转移至大佑棉垦区，这个地方在历史上就是老垦区，主要产棉花，也在盐城区域内，是日敌破坏的重点地区之一。敌人派出不少奸细，专门侦察军工部的位置，致使军工部驻地暴露，敌机又来轰炸。韩振纪又率领军工部转移至盐城西小阜庄，领导各厂生产了大批地雷、手榴弹和八二迫击炮弹。在小阜庄期间，韩振纪指示军工部子弹厂成立包铜子弹头车间，吴运铎任车间主任。军工部工务科曾设火药组，组长马步青，副组长金岗，他们在雷汞配制，改进黑火药和研制硝化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程望《对一师军工部的回忆》：
5月间，军工部发起大干“红五月”的生产突击，派我到制造手榴弹的2队帮助工作，主要是协调他们的生产，研究扩大产量的办法。2队离军工部机关较远，驻在古基寺前后的两个村庄。
（新四军研究会：《铁流》第3集）
八二迫击炮是一种曲射炮，个头儿小，配备步兵作战轻便灵活，操作简便，炮弹从炮口装填，炮弹下滑后靠撞针强迫击发。迫击炮弹由弹体、尾翼、火药、引信4大部分组成，要求有一定的自重，对火药的要求比较高，一是能够发射到目标，二是能保证落地炸开。
由于新四军的设备、技术条件差，制作火药的环境具有危险性。为此，韩振纪领导制定安全操作条例，在原料选择、火药配比、工艺程序、组装监督等环节都做了有针对性的严格规定。这样，原本是可以避免损失的，可军工部下面的工厂还是发生伤人事件。他对大家的革命拼劲是赞成的，但坚决批评蛮干，出了事故，他总是首先自我检讨，然后寻找原因，认真总结教训，和大家一起解决问题。
开始，他们制造了一些简单的生产工具。后来，韩振纪认为靠原始办法不行，于是就亲自下功夫画了设计图纸交给他们，鼓励他们研究改进。朱遵三、吴运铎等同志根据韩振纪的图纸，经过反复努力，制造了两三部车床。这种车床体积小，靠人工动力，携带、安装、生产都方便，是战争环境下无电、油动力的特殊机具，有了它，新四军军工部的生产能力大为提高。
到1941年6月初，军工部的各种中大型机器设备逐渐增加到十余台部（机器3部、车床1台，发动机1台、木器车床数台），工人发展到300余人，技术逐渐熟练，政治水平逐渐提高，并有进一步的分工。到6月底，军工部生产能力提高到每月生产子弹2500余发、迫击炮弹66发、手榴弹600颗。
1941年6月，韩振纪参加新四军军分会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再次强调了新四军是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的人民军队。
在新四军军工部指导下，6师在江苏省无锡县张缪舍乡成立了军实科，并于9月份生产出来第一批手榴弹，到1941年年底，月产量达到600颗的能力，职工也扩大到近100人。在此期间，7师供给部在安徽省无为县大俞家岗成立了修械所。
由于日军即将大举“扫荡”盐阜区，6月18日，军部决定离开盐城向湖垛东北、上冈以西地区转移。
6月19日，新四军政治委员刘少奇、代军长陈毅、参谋长赖传珠电示各师，要求迅速“研究与制造大批地雷、鱼雷”，其中鱼雷是专门在水网地区打击日军武装汽艇的。韩振纪领导兵工厂完成了这项任务，他们生产的这批武器，在反“扫荡”和封锁敌伪据点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时，战局不断变化，汉斯·希伯受邀给军部干部们作有关德苏战争问题的报告。韩振纪去听过一二次，从而了解到国际形势严峻。这时，德军已经占领苏联一些边境地区，德军飞机大规模轰炸苏联城市，并加强对苏军阵地的进攻。
6月29日，赖传珠参谋长乘划子到军工部，和韩振纪一起召开军工部领导干部会议，并到就近各个工厂察看，下午2时，又接着开会，针对一些问题进行讨论研究，至晚8时结束。赖传珠说：
“军工部工作有了很大进步，生产力提高了，工人情绪高涨，改进水雷，取得成绩，缺点是不够严密，配合不甚好，尤其材料不能及时供应，实是困难之至。”
（《赖传珠将军日记》）
四、军工部打鬼子汽艇
6月30日，早上下了雨，赖传珠复信给韩振纪说，事先侦知情报，敌人正准备“扫荡”苏北，军部决定10日开始转移，要他作好准备。7月1日又下雨，赖传珠抽时间听吴师孟汇报军工部的工作。7月10日那天，仍然下雨，赖传珠一大早就乘着福特牌的划子，疾驰而来，韩振纪陪他察看了兵工厂装备，落实军工部转移事项。当天，刘少奇、陈毅、赖传珠等率军部及华中局部分工作人员撤离盐城，移驻到湖垛（今建湖镇）北左家庄。
程望在《对1师军工部的回忆》一文中记述：
7月初，日军发起对我盐城军部的“扫荡”，并侵占了离2队驻地仅5公里的湖垛镇。2队停产，将设备装船转移隐蔽。
1941年7月19日，日伪军共1.7万余人，向东台、兴化、射阳一带集中，20日，分四路进攻盐城。此时，韩德勤等顽军也趁机进逼我阜宁、盐城交界之东沟、益林，扬言收复失地。新四军处于日顽夹击之中，形势异常紧急。这时，军工部在军部统一安排下，进行第三次转移。
这次军部转移，并不像后来有人说得那样“潇洒”，尽管我军有所准备，但敌人大规模行动是闪电进行的，攻击面积之大，使我应对不及。当时，由于军直机关庞大，移动不便，曾发生军直、师直及地方机关拥挤一团阻于黄河的情况。“鲁艺”、“抗大”、医院、江淮银行、印刷所及军工部均有损失。其中，军工部的损失是不得不丢弃了一些大型机器，没有人员伤亡。
当晚，风雨交加，韩振纪遇上复杂情况，从来镇定应对，不慌不乱。这时，他命令炮弹厂、修械厂和3分队分散转移，化整为零，各自为战，将小型器材随身携带，少数笨重机器因埋不及，多沉于河中。大家先把工具、原材料以及半成品搬上木船；随后，职工、家属大人和小孩也被保护着上了船。这时，日军汽艇围上来，韩振纪命令警卫部队用机枪火力掩护撤退。日军到了厂子门口，只发现一个搬不动的6尺车床的床身，因怕埋有地雷，也不敢入内，就远距离用炮轰。鬼子上岸后，在车床身上绑上炸药，将其炸毁。
军工部转移的第二天清晨，200余名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师生向盐城西南转移，与日伪军遭遇。在战斗中，邱东平等牺牲，70多人被俘。邱东平早年参加左翼作家联盟，来到新四军后当过第1支队司令员陈毅的秘书，写过不少优秀的通讯报道文章。
日军占领冈门后，于7月22日占领盐城。建阳之日军分路会攻上岗；刘庄、白驹之日军集中于大中集，28日占领阜宁，29日进袭东沟、益林。新四军部队转入日军侧后，展开游击作战。
韩振纪把年轻力壮的干部和工人集中起来，给每个人发了枪支、手榴弹，大家都作好了奋战牺牲的准备。韩振纪指挥这些没经过军事训练的军工战士，分乘若干民船，组成游击分队迂回河汊之中，与敌巧妙周旋。
鬼子不熟悉地理情况，被军工游击分队引诱着转来转去，韩振纪趁有利时机，派出警卫部队从暗处猛然出击，一阵排子枪把鬼子被打得晕头转向，鬼子开着汽艇想撤又被游击分队堵住后路，只好被动挨打。在敌我装备、人数相差悬殊的情况下，韩振纪命令各分队迅速撤出，等鬼子缓过神来，我们的军工战士早已无影无踪了。日本鬼子没占着新四军军工部的便宜，还死伤了十几个人。韩振纪是军事经验丰富的首长，跟着他搞兵工，大家心里踏实。新四军军工部老同志姚大伦在《忆新四军军工部和3师军工部》一文中回忆道：
7月上旬，日伪军对盐城水网地区进行扫荡，新四军军工部奉命转移。韩振纪急令将大型设备弃入水中或埋进地下，小型器材随身携带，全体人员乘民船转入河港之中，还不时派武装出击，打得敌人分不清东西南北。军工部近400名工作人员在韩振纪等率领下，经过一个月的斗争，胜利避开了日军的围追堵截，在阜宁县的瓦屋许、蔡家舍一带集结待命。
7月29日，刘少奇与陈毅率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到达阜宁陈家集西北的岔头。7月31日，刘少奇和陈毅分两路活动，刘少奇、赖传珠率直属队向阜宁县大高庄、张家码头等地转移，“负华中全责”，陈毅留在阜宁县硕家集地区，“负责处理军直”。8月4日，刘少奇和陈毅会合，决定乘日伪军转兵苏中时实行反攻，相继收复阜宁、东沟、益林等地。
在这一时期，韩振纪仍奉命参与新四军的一些战事。据《新四军文献》第2卷第407页：1941年8月4日，陈毅、刘少奇、赖传珠致电黄克诚、韩振纪、王必成、刘培善、冯定、洪学智、谢祥军并告粟裕、刘炎，就关于配合苏中反“扫荡”、袭击盐城外围据点的部署问题，进行了5条具体磋商。
程望在《对一师军工部的回忆》一文中记述：
8月，军工部在淮河故道羊塞附近重新集结，准备恢复生产。
1941年8月5日，鉴于“敌占盐城后，苏北水网地区已为敌人控制，在苏北建立华中总的战略根据地之任务现已无法达到。”“在'扫荡’以后地区缩小，学校、工厂一部受损失，已不能全部恢复”，新四军军分会对于部队缩编的情况作出决定（摘要）：
抗大5分校及鲁艺分开，由第1、第3师办理。工厂亦分给3师及1师办理。以后各师及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应自行独立解决，并自己训练干部，开办与整理手榴弹厂，子弹亦须自行设法，不能倚靠军部帮助。军部只留司令部、政治部、华中局及高级党训班，总共缩小至三四百人，附1个警卫营，在1000人(原6000余人)以下。
(上述内容见《新四军文献》第2卷第216页)
8月下旬，敌伪苏北夏季大规模反“扫荡”结束。姚大伦的回忆文章中说：
韩振纪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了陈毅、刘少奇的指示：在敌人后方艰苦斗争条件下，大型、集中的兵工厂已不适应当前环境，要求分散小型的形式，更好地组织生产，支援前线。
五、八个月创下华中军工的老底子
1941年9月底，新四军军工部分散完毕。尽管新四军军工部结束了，但中央对他们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坚持生产、发展生产的经验仍然十分重视，特发电要新四军军部上报军工部的工作经验材料，以向其他大区的军工战线推广介绍。
1941年12月，韩振纪已经到“抗大”5分校任校长了，军部还让他亲自写这份材料。韩振纪用了一个通宵，赶着写出来一个初稿，然后与赖传珠参谋长再三研究之后定了下来。
12月16日，军部将军工部的这份工作经验材料报送延安集总叶剑英、左权。集总即第18集团军总司令部。这个材料署日期为1941年10月，正是军工部结束之时，报告题目为《新四军关于军工部成立经过及经验教训》。其中“成立经过”前边已述，仅将“经验教训”部分摘录如下：
工厂管理之经验教训
（一）敌后变化、交通便利地区，不适于建设笨重的工厂，特别是重大机器不能转移，易受损失。
（二）淘汰落后的流氓工人，成立工会，以政指为工会主任，加强工人教育，能提高工作热情。
（三）严密的科学分工，确定每部门及各个人的生产标准，尽量消灭消极怠工现象。
（四）提出各种竞赛，培养个别突击队员，能做生产标准。
（五）建立发明奖励制度。生产超过规定，新的奖励制度及加工有工资奖励制度，生产工具及生产方法均有大的改善，生产亦大的提高，如求新的机器、人员、对炮弹的生产比四、五月超过两倍，其他厂均超过一倍以上。
关于技术的经验教训
（一）制［造的］迫击炮弹威力及形式，一般与大厂出品差不多，但［压］［铸］造均匀不够，仍有缺点，特别表现于制药方面，如信发内的起爆（发）［药］都不好，唯有将适量的炮弹炭（以其纯洁程度燃烧后无渣为好，一般的硝75点、磺15点、炭10点为宜）压为极细变化黑色而有亮光，手摸时润滑如粉为止。再将压成厚片（越坚固越好），（夸）［砸］为碎粒，装手榴弹或炮弹比普通黑色药增加一倍以上的威力，可产五六十块以上。我们曾借柴油公司的柴油机一部作为压药机，舂豆饼机一部作为碎药机，与大工厂制药机差不多，每日可压500多斤药。已装置好，第一日开工即遭鬼子“扫荡”损失。
（二）因为买的硝酸、水银成分不同，往往制成雷汞（即硝化汞）时收效小，不能将炮弹内炸药全部起爆。据经验，市场上买的不纯洁硝酸制成的雷汞，比纯洁的浓石硝制成的效力较大。
（三）炮弹药内棉药，自制的效力与原造的差不多，因买不到硫硝酸，不能自造使用。又有，收集民间棉花药及旧炮弹的棉花药力量极不一致，影响炮弹射程不一致。
（四）子弹头外用铜片造成的铜壳，内灌铅，八次手续可制作成一个弹头铜片。因生的铜片太厚，每铳一次（炮炸）［膨胀］程度不够，以致子弹打出时弹头炸裂，影响射程及命中，效力不良。后改用铝锡合金子弹头，命中射程都好。100米达内可穿透79日本铜帽两（会）［层］，但枪弹内易生锈，不能多中，有连打十数枪而炸枪的。现根据兵器制法规定造法，炮弹头已成功，但生产速度太慢。
（五）手榴（制黑色药的）弹壳皮厚，内弹药应多，破片其效力才大。薄皮的小手榴弹炸片多，但不能采伤敌人，效力小。
（六）黑色药的制法以硝、磷、磺与木炭。
（七）铁模子、铁榴弹壳比翻沙铸的要好：第一，每只铁模（针）［计］67斤，可以携带走；第二，可将按木柄的钉孔铸出来完了。（另）第三，生铁水灌入铁模裂聚［？］冷却易变燃爆炸为碎片。
（解放军档案馆《新四军抗日战争史资料选编》第9卷第216～218页）
这个总结材料很全面，当年的新四军军工部设备简陋，技术水平也较低，韩振纪领导军工部在改进、研制黑火药、配制雷汞、复装步枪子弹、生产手榴弹和迫击炮弹等方面作出重要的努力和贡献，而且已经有了一定规模。同时，该材料对军工生产的经验教训方面也作了认真分析，客观地为各根据地军工生产提供了有益借鉴，这些都体现了韩振纪和新四军军工部的战友们为革命事业负责任的精神。
由于军工部组建时间短，条件有限，环境残酷，规模受限制，技术人员严重缺乏，人员对兵工生产管理和弹药的知识还在摸索、学习的过程中，后来有人在文章中提到其他一些问题，例如原材料匮乏、采用代用品造成损失、安全措施不够及迫击炮弹没有作好防潮措施等，这些问题都存在。
新四军军工部从成立到撤销只有八个月，中间经过反“扫荡”3次转移，主要任务还是修理枪械和仿制弹药，其能力有限，但这是新四军自力更生，从零散生产到集中规模生产的转折时期。韩振纪领导新四军军工部摸索、试验并总结了在残酷战争环境下，进行相对较大规模军工生产的组织形式和方法，领导军工部在工厂管理方面，进行“严密的分工，确定每部门及各个人的生产标准”“提出各种竞赛，培养个别突击队员”“建立发明奖励制度”，这些在当时来说都是十分先进的。韩振纪是我军军事工业生产规模化、管理系统化的开拓者之一。
军工部培训了一批军工技术骨干，学习和掌握军工生产知识和技能，军工部撤销后，这些同志继续发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分散开展军工生产，新四军第1、第2、第3师军工部的生产主要是依靠这些同志搞起来的。
吴师孟带40多位干部和工人，从苏北阜宁出发，穿过日军封锁，到达盱眙县翟庄，领导成立了新四军第2师军工部，下设修械厂和榴弹厂。1942年8月，吴师孟在盱眙县翟庄病故。
孙象涵在阜宁县大施庄领导成立新四军第3师军工部，下设机工厂、铸工厂和复装子弹厂。
程望先到3师军工部，后到1师，4月份在启东县海复镇成立了新四军1师军工部，罗湘涛任部长兼政委，程望任副部长兼工务科长，下设修械所、子弹车间和榴弹车间。程望，后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军工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交通部副部长等职。
八个月的军工部，为以后新四军军工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韩振纪和他的军工战友们对人民军队轻武器生产的创业和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
韩振纪是新四军军工部的第一任部长，1945年2月，军部又曾派韩振纪到江南“筹组军的军工部”正规实盘股票配资平台，当时，由于战事紧张，不具备条件，再有形势变化，未能搞起来。直到抗战胜利后，华中（华东）才又成立军工部，孙象涵、张藩、汪道涵、程望等先后任部长，他们都是我军早期军事工业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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